簡介：因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，各種展覽、出版物和網絡資訊展示了那個時代的攝影圖像，使我們能夠看到許多前所未見的珍貴影像。這些影像反映了清末民初的社會風貌、歷史事件及各種人物，並且往往比文字更加生動和真實可信。

那個時代，攝影術發明了不久，是只有極少人掌握的「奇技」。早期的攝影術還處在初級階段，遠不能與今日的攝影科技相比，攝影難度極大。但正因為如此，當時的攝影師對待每一個畫面、每一件感光材料的態度，都是絕對認真的。在現今的數碼時代，尤其須學習這種精神。
 

玻璃濕版的晚清影像
 

現在我們看到的那些珍貴影像，拍攝者主要是外國人，他們有的是職業攝影師，有的是傳教士，有的是外交官員，有的是侵入中國的軍事人員。他們多數是以異國的眼光獵奇式地拍攝中國和中國人，但也有些人主動地以影像記錄了中國的社會變遷。後來，一些中國人掌握了攝影術，主要是照相館的攝影師，他們也為那個時代留下了歷史的形象記憶。
 

在芸芸攝影者中，有三位外國攝影師留下的作品最為豐滿。系統化地用影像反映那個時代是他們突出的特點，他們既有接觸中國人乃至政要人物的技巧，又有機會目擊一些重要事件。如今我們看到的許多影像都出自這三位攝影師之手。
 

英國人約翰．湯姆遜（John Tomson, 1837~1910）是專業攝影師，他於1868年在香港開了一家攝影室。1870年開始進入中國旅行，連續兩年。約翰．湯姆遜在中國主要拍攝人文題材，也拍攝了很多反映當時社會變革的影像和政要人物。他所處的是濕版攝影時代，攝影感光材料是玻璃濕版。這種攝影法非常麻煩：當確定了拍攝對象，架好了相機，才在玻璃版上塗佈感光劑，裝上底版，然後拍攝；由於從拍攝到沖洗都須在感光劑濕潤時完成，所以要立刻在暗室中沖洗。可以想像，約翰．湯姆遜當時拍外景必須有起碼一輛馬車作為流動暗室，另一輛運載笨重的攝影器材。這種底片大小一般有5英寸左右，成像的質素很好，所以我們能看到如此精緻的作品。但是因為感光速度慢，離不開三腳架，所以只宜拍攝靜止的景象。
 

辛亥年已是膠片時代
 

約翰．湯姆遜留下的是晚清洋務運動興起時期的影像。而比他晚一些進入中國的另一位攝影師莫理循（G.E.Morrison,1862~1920），他是澳大利亞人，1897年至1912年任英國《泰晤士報》駐華首席記者，1912年至1920年任中華民國總統政治顧問。莫理循居住在北京20多年，他親歷了中國清末民初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，作了大量的報道，留下3,000多幅極具歷史價值的圖片，大部分是親自拍攝，也有一部分為別人拍的收藏品。莫理循的後半生在中國度過，被人稱為「中國的莫理循」。
 

與莫理循同時代的美國人施塔福（Francis Eugene Stafford,1884~1938）於1909年來到上海，擔任商務印書館的攝影師，他拍攝了辛亥革命武漢戰場，以及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的種種變化。英國傳教士丁樂梅（Edwin John Dingle,1881~1972）1909年起任上海《大陸報》特派員，他是武昌起義時最早到達現場的戰地攝影記者，拍攝了大量關於革命軍與清軍的照片。
辛亥革命前夕，攝影已經進入了膠片銀版時代。這使拍攝人物活動成為可能，因此這個大變革時代的影像更豐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