簡介：「三十年河東，三十年河西」這句話，用來喻指人生無常時，總讓人感到世事滄桑；用來描述一座城池的處境時，則道出一段變遷的歷史，和注定荒涼的命運。這座城，便是蒲州，屬於如今的山西省永濟市。黃河走到這一帶時，拐了最後一個有力的彎折，順便賦予這座城一段曲折的歷史。如今，城湮人散，煙塵俱淨，只剩下城外渡口處的鐵牛鐵人，守護這座老城從繁盛到消亡的秘密。

編者按：
1989年，山西省蒲津渡遺址發現唐代開元鑄造的鐵牛、鐵人、七星鐵柱等文物，本刊特約攝影師鄭雲峰趕赴現場拍下遺址發掘的情況。經考古整理後，蒲津渡遺址重新鋪砌水泥卵石地面，方便遊客參觀，但當年發掘原貌已不可考。這組圖片再現了當時的發掘現場，珍貴難得。

晉西南有很多重要的黃河渡口，譬如芮城的風陵渡、孟津渡，河津的龍門渡，蒲州的蒲津渡等，都是兵家必爭之地。歷來從山西入關中下洛陽，或者從關洛入山西，大多由此往來。
蒲州，作為關中的側門，位居潼關背後，被人稱為「河東、河北陸道進入關中之第一鎖鑰」。於是，這座老城的存亡，命中注定與兩個因素有關：黃河，戰亂。倘沒有黃河的迂迴與阻擋，便沒有通過黃河的鎖鑰之說。
由於西臨黃河，蒲州城周圍灘塗曠野，蒲葦叢生，因而得名「蒲」字。蒲阪、蒲反、蒲州等數度易名，皆沿襲了這個字。從舜帝到唐代，蒲州城一直處在政治經濟的中心，但最後仍逃不過消失在人們的視野裡的命運。若它的消亡是一個謎面，謎底則要追溯到一座橋的歷史。
渡橋風煙
古蒲津橋，有1,900多年的歷史。時間雖久，卻始終是動盪的浮橋。這與黃河本身的性質有關：河水年年上漲，且經常改道，只能採用浮橋形式。與一些建築優美、具有觀賞價值的石橋木橋相比，蒲津橋只能在歷史的風煙中找到自己的價值。
從春秋到隋代，蒲津數度建橋。誰用誰造，幾成慣例。
春秋第一次造橋，緣於秦公子鍼在秦無法安身，出奔於晉，過河即把橋拆掉了。此後，秦昭襄王東征趙魏，漢高祖劉邦平定關中，魏武帝曹操西討馬超，北齊神武帝高歡進攻西魏，隋文帝巡幸河東，都曾在此架設浮橋。可見，蒲津橋身影一經出現，多數都通往一段兵戰史。
終於到了雍容的唐代。
開元時的兵部尚書張說，把蒲津橋年年破敗的情況，向唐玄宗李隆基上疏，要求撥款修橋，玄宗聽了，爽快應允，由此造出的作為地錨的鐵牛、牽牛的鐵人、固定船隻的鐵柱以及鐵山、絞盤等物，耗用的生鐵居然佔據了全國年產鐵量的八成。玄宗看似隨口一說，其實深知蒲津作為秦晉要衝的重要性。
開元十二年，橋改建後，在橋東岸東北150米處，特建一「鐵牛村」，住楊、李兩姓，共300多口人，不種田，不納糧，專職護橋看鐵牛。宋、金兩代，統治者對這座橋的維修與保養均十分重視，金朝甚至設立了專門的管河橋的官員進行維護。其後蒙古汗國消滅金朝，一統天下，橋也毀了。
歷史走到這裡，像黃河一樣轉了一個彎。蒙古國版圖宏大，蒲州城僅居其腹地。也許橋已經不重要了，何況已經毀棄。城的身影便漸漸淡去了。
若干年後的明初，大將徐達率十萬大軍取陝西，最後一次草草修復了蒲津橋。再之後，這座在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、《資治通鑒》中頻頻閃現身影的蒲津橋，在典籍裡再難覓蹤。1886年，舟橋俱毀。後來泥沙淤積，鐵牛、鐵人、鐵柱、鐵山漸漸消失在黃河灘上。
蒲津古渡遺址現在距離黃河有1公里多。黃河改道，使當年的地錨等物，早已偏離河岸，並沉沒於泥沙之下。
唐橋遺
1989年7月，經永濟市文物工作者調查所獲，後又經山西省考古工作者清理發掘，唐橋遺終於再現人間。值得欣慰的是，不論老城與古渡經歷過多少升沉榮辱，如今留下的，的確是它們最大氣豐厚的所在。
這些鐵器群坐落在一塊石板地上，最深處距今地表 6.5米。鐵器群總計四尊鐵牛、四個鐵人、兩座鐵山、三個鐵墩、一組七星柱。還發現一座四米見方的磚屋遺址，門坎向東，當是管理渡口之所在。發掘中還發現了唐開元通寶、宋天聖元寶、元豐元寶、金正隆元寶等十餘枚銅錢。一眼望去，最明顯的，自然是氣勢雄渾的四尊鐵牛。
四尊鐵牛，分別為公牛、母牛、腱牛和牛犢，皆頭西尾東，作伏臥狀；其形態粗看相似，實則相異；身長均3米左右，高1.9米，重達萬斤。因為鑄造時間有一定跨度，經驗越來越豐富、工藝越來越先進，所以四尊鐵牛一尊比一尊重，一尊比一尊精美，個個高大雄健，體闊胸圓，翹角昂首，雙目圓睜，如虎一般。作為實用建築藝術雕塑，這幾尊鐵牛不僅具有實用價值，而且體現了對氣勢雄渾的審美風格的自覺追求。
這些地錨，為何選用鐵牛而為之呢？原來，在幾千年前，牛就進入華夏民族的生產和生活中，《易經》中說：「牛象坤，坤為土，土勝水」。所以唐代選用氣吞山河的鐵牛作河橋的地錨。有牛，當然要有牽牛人，有人策牛，牛才會更有力氣。而牽牛的四個漢子也形神各異，是四個民族的打扮，分別是漢、藏、維、蒙四個民族，其身高為1.9-2.06米，重二噸有餘；每尊鐵人下也有一柱為基座，柱高1.4米左右。
此外，另有一組七星柱，為圓柱5根、長方體斗柱2根。柱通高6.2米，與鐵牛、鐵人等融為一體，作為固定浮橋的地錨之用。已發掘出的這部分雕塑位於黃河東岸。原西岸的牛、人等仍在淹沒的泥沙之中。
要澆鑄牢固鐵牛，必須不間斷地一次完成。可是，唐朝用的煉鐵爐和現在山西仍然使用的小鐵爐大同小異，這樣的爐鐵是遠遠不夠用的。那，這樣的龐然大物是怎樣澆鑄完成的呢？完成之後又是怎樣運到現場的呢？一本《天工開物》揭開了鑄造的疑點。原來古人在鑄建大型鑄件時都是將多個煉鐵爐搬到施工現場，煉好鐵後，再通過保溫導槽源源不斷地澆鑄到模具中，正如中國橋樑泰斗茅以升所說：鑄千萬斤的鐵件多數在現場。那如何使鑄築時保持鐵水熱度使鑄件更加牢固呢？在鐵牛身下的鐵柱上，人們發現了大量用炭火保溫的痕。用生鐵作浮橋的地錨結構，無論是在建橋史上、鑄造史和冶金史上，還是在當時，都是世界第一的。
歷史證人
囂鬧的黃河水曾經催生了城與橋，如今，卻掩埋了城，遠離了橋。只剩下一群鐵器，為一座曾經存在的古橋作出證明。它們是歷史的親歷者，是比河水還要堅定的證人。
同蒲鐵路建成後，蒲津渡下游20公里處的風陵渡成為交通要道。而蒲津渡依然守自己的沉默。
當年出土的鐵牛，牛身通體油光發亮，彷彿新打磨過一般。然而，鐵牛的位置處於當地地平線以下，由於地下水位的影響以及保護經驗的缺乏，開元鐵牛很快就鏽斑斑，面目全非。同時出土的四尊鐵人的表面更是層層剝離。歷經戰亂與興衰，古渡早已不再年輕，便也無視額頭皺紋般的鏽。
歷代不乏文人在此留下足跡，即如「待月西廂下，迎風戶半開」的普救寺、背靠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鸛雀樓。
然而，在這個渡口留下濃墨重彩的，卻多為沙場之人。所以，即使歷盡風煙，黃河岸邊的蒲津渡，也不會有瓜洲古渡那般的「吳山點點愁」。

想去蒲津渡……
從山西永濟市乘坐2路公車可達。
附近名勝還有因唐朝詩人王之渙的詩句：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。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」而名揚千古的鸛雀樓；另有《西廂記》的故事發生地普救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