簡介：

 少年時讀《三俠五義》，經常讀到「龍鞭信票」四個字。該書八十六回，倒座南衙開封府的包公包青天想召見北俠歐陽春，翻江鼠蔣平自告奮勇，討了這個差事。他讓包公開了一張開封府的「龍鞭信票」，用油紙包好，貼身攜帶，千里迢迢去請北俠。 同書八十七回，蔣平抵達一座縣城，到了縣衙，見了衙役，「掏出龍鞭信票」。衙役不敢怠慢，趕緊請縣太爺出來，以最高的規格接見了蔣平。 像這樣的情節，在《三俠五義》裡還有很多。其實也不僅是《三俠五義》，清朝和民國時期成書的俠義公案小說，例如《大八義》、《小五義》、《白眉大俠》，每當寫到官差出遠門的時候，幾乎都會寫到「龍鞭信票」。 少年時讀書不求甚解，以為「龍鞭」和「信票」是兩種東西：龍鞭想必是戲曲裡常見的「打王鐧」、「打王鞭」、「尚方寶劍」之類的法寶，具有先斬後奏的特權；信票想必是身分證明，證明自己是上峰差遣，前來公幹，沿途官府要認真接待。 近日去河北省檔案館查資料，見到許多清代信票，研究其樣式和內容，才知曉過去的公案小說印刷有誤，「龍鞭信票」應當寫作「龍邊信票」。所謂信票，是明清時期一種很常見的下行公文，可以由上峰發給下屬，可以由長官發給衙差，也可以由官府發給百姓；其材質可以是一張紙，也可以是一塊木頭，在這張紙或者這塊木頭上，寫着命令、指示、通知，或者一些證明文字。 河北檔案館現存資料中，有一張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簽發的信票，長21吋，寬12吋，紙張為宣紙，宣紙邊緣是雕版印刷的雙邊版框，版框裡填充火燄造型花紋。宣紙正中，有幾行手寫小楷公文： 署縣事行唐縣正堂，加一級，紀錄二次，王： 為遞解事，本月十三日，准井陘縣，准平定州，解來旗人壹名何愕到縣，准此擬合轉遞。為此，仰後協同防兵，各持器械遞解，至真定縣交割明白，守取印信到字繳查勿違，須票。 口糧壹分，沿途地方捐驢貳頭。 康熙五十五年五月，差：史的海、郭進才。 這張信票大意是說，一個名叫何愕的旗人犯了罪，被押解到行唐縣（今屬河北石家莊市），下一步要押解到真定縣（今為河北正定縣）。行唐縣令派兩個衙差押送該犯，並特別交代沿途驛站，要為二差一犯供應口糧，還要找兩頭驢供衙差代步。 我還見過一張明朝萬曆元年（1573年）簽發的信票，長15吋，寬8吋，白棉紙，四周也是雕版印刷的雙邊版框，版框內裝飾着雲朵造型的花紋（推想起來，《三俠五義》中的龍邊信票應該用蟠龍造型的花紋做裝飾），版框圍合的中間地帶半印刷半手寫着公文；大意是，山西省聞喜縣的縣令調遣三名農民充當衙差，讓手下人拿着這張信票去通知那三名農民，並特別注明：「票止差一人公幹，敢有孥領誆騙拷打等情，一體重究。」縣令只派了一個人去通知，如果此人沿途吃拿卡要，或者借機敲詐盤剝那三名農民，一經查出，必定
重罰。 從功能上講，信票有些像路引。本欄目在之前的文章中曾講過，路引是明清時期農民、士子和商販長途旅行時，由官府簽發的通行證。信票同樣具有通行證的功能，但卻僅限於公事，是官府派遣某人出外公幹時簽發的通行證。 清朝的信票通常都是紙張；明朝前期的信票則以木質為主，個頭稍小，文字內容偏少，形似木質令牌，所以又叫「信牌」。明朝公務人員出外公幹，一般都要持有信牌，例如嘉靖年間修訂的《大明律》規定：「不發信牌輒下所屬守，必有擾，杖一百。」衙差去收取賦稅、調動民夫、押送犯人、傳遞公文，隨身一定要帶信牌；如無信牌，即屬騷擾民間，要受到一百大板的重罰。 《明會典》規定得更為詳細：「凡府、州、縣置立信牌，量地遠近，定立程限，隨事銷繳。違者，一日笞一十，每一日加一等。若府、州、縣官遇有催辦事不行，依律發遣信牌，輒下所屬守並者，杖一百。」各地知府、知州、知縣派遣公務人員，必須簽發信牌，並須根據路程遠近和事務的難易程度，在信牌上寫明繳還信牌的期限。公務人員如果到期還沒繳還信牌，予以重罰，每延遲一天，打十小板。如果公務人員拿到信牌而不出發，或者雖然出發而不帶信牌，重打一百大板。 從明朝後期到整個清朝，木質的信牌逐步被紙質的信票所取代。信票的尺寸更大，成本更低，但畢竟是紙張，長途跋涉容易破損。所以在存世的信票堆裡，我們還能見到一些巴掌大小的信封，衙差將信票折叠起來，裝進信封，方便攜帶。 河南開封人，青年學者，專欄作家，著有《吃一場有趣的宋朝飯局》、
擺一桌絕妙的宋朝茶席》、《過一個歡樂的宋朝新年》、《千年房市：古人安心成家方案》等28部圖書，作品曾輯錄為台灣國文教材。

1.《三俠五義》連環畫：翻江鼠蔣平╱2.雍正三年，四川廣元知縣開具的信牌